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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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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一
大
会
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区黄陂南路374号(原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106号)。纪念馆的“一大”原址是两栋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上海20年代的典型民居),一栋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宅,另一栋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文博女校。它们的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式的。 “一大”的会议室是楼下的客厅,约18平方米,室内陈设均按原样仿制。雪白的墙壁,朱红的地板,窗明几净。中间放置着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桌上放着茶杯与火柴盒架,桌周围有12只圆木凳,东、西两侧靠墙各摆着一只茶几和两把椅子,整个会场显得十分庄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0日在这里秘密召开,各地的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了12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全国的53名共产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旅日代表周佛海,此外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了会议。 “一大”在上海望志路的集会,受到法租界当局的监视,7月30日会场遭到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中止。停会期间,代表们在李达的寓所商定,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8月初,代表们乘火车来到嘉兴,部分代表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带领,先到市区张家弄里鸳湖旅馆落脚休息,并托旅馆帐房雇了游船。 中共一大南湖续会在一艘中型游船上举行,这次会议议程有:审议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审议中国共产党宣言草案;选举中国共产党全国领导机构。会议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在南湖游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局领导机构。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 党纲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分为两部分,一是革命历史文物展(这将是未来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二是一大原址。 博物馆内非常现代化,文物也非常丰富。还可以瞻仰一大代表的照片生平与根据原景复制的栩栩如生的蜡像,以及建党时的珍贵文物、文献等数百件展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过程以及成立后的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简介 出席“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因故未能参加) :张国焘、刘仁静、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 张国焘:北京代表,因为在参加“一大”时带来了李大钊的意见,会议推举他为主席,之后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延安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受到批判;1938年初,张叛党投靠蒋介石并当了军统特务;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 刘仁静:北京代表,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斯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1987年8月死于车祸。 李达:上海代表,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和冲突,并于1923年夏愤然宣布脱党。尽管如此,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李汉俊:上海代表,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1927年12月,被桂系军阀杀害。 毛泽东,湖南代表。成为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第一代领袖。 何叔衡:湖南代表,1935年2月,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 董必武:湖北代表,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 陈潭秋:湖北代表,陈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9月被秘密屠杀。 王尽美:山东代表,从1923年至1925年5月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邓恩铭:山东代表,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 陈公博:广东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1946年被处以枪决。 周佛海:旅日小组代表。1924年脱党,抗战期间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 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纪要(原文)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1920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这些报告都强调了以下三点:党员极少必须增加,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希夫廖特同志②和尼柯尔斯基同志③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 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 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扩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在我们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有些人坚决主张,我们应坚持这种意见: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④。同其他党派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与一切人士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像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这样,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这样,我们联合其他阶级,仅仅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斗争。但是,会议接受了第一种意见,即实际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的提案。 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为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进来,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 ② 即第三国际代表马林。 ③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④ 原文如此。--译者。 中国共产党设置中央局 1921年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当时党员的数量比较少,各地组织尚未健全的情况,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党的领导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 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中央局的设置,对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加强中央对各地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大”会址
文博女校
纪念馆大厅
李汉俊家宅
会议室内
树德里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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